mg电子游艺

你的位置:mg电子游艺 > 诗歌 >

mg电子游艺改革开放四十年名家访谈系列

09
09月

  1978年2月,春节过后的一天,云低气晦,太阳无力但有些温度,我张望着走进西北大学。

  在报到的地方,我见到很多“来路非常奇怪”的同学:有十八九岁,和我一样大的,也有三十多岁甚至带着孩子的;有来自农村穿着黑棉袄的,也有穿着军装的……和这样一群个性迥异的人一起报到,并且即将要成为同学,我感觉到有些紧张,有些新奇,也有些期待。

  记得大家聚集在几张纸前面签名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挤进来,报到的老师跟他说签完字要交钱,mg电子游艺他手一摆,说:“老师,我哪儿有钱,这条命都是刚捡回来的。”他瘦瘦的,个子不高,穿着棉袄,腰上还扎着一根绳子,但说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我对这个看起来像农民却说话带着京腔的同学充满了好奇,就在一边悄悄关注着他。

  后来我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在1974年那个大家已经不那么积极下乡的日子里,他带着一帮人去延安插队,还写了一篇很重要的宣言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那时候人的积极性超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主动要求去受苦。即使刚刚经历了延安的一场特大洪水,差点被水冲走,他还能坚持读书。

  就这样,我开始了文革后第一届(77级)的大学生活。天慢慢暖和起来,人们的心思也逐渐苏醒。在学校,我听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见到了之前听说但被认为是腐朽堕落甚至是不耻的事情,比如学校里竟然不放革命歌曲,开始放软软绵绵的港台歌曲,我看到那些自信、英俊的同学们在简陋的食堂里兴奋地跳着交际舞。这些音乐听起来不那么有力量,大家伸着懒腰,走着摇摇晃晃的步子,这种情景似乎缺少了革命时代雄赳赳、气昂昂的激情。

  很快就到了 1978 年的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也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做出了关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当时学校的学习、生活氛围,改变了我们学习的焦点和未来要去的地方,也改变了中国这四十年的发展方向。这个决定就是明确结束“文革”时代,要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越到后来,人们越觉得这个决定之重要、之正确。因为新的时代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让社会有了秩序和法制,让国际社会开始尊重我们。

  当我在西安遥望着北京的时候,这个时代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人们的胆子似乎也变大了,对过去的痛苦有了更多的检讨,也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比如小说《伤痕》《班主任》,话剧《于无声处》。这一系列作品检讨了此前“文革”十年的荒诞日子里因为政治斗争发生过的人与人之间的折磨,重新把社会政治斗争使人性扭曲和对心灵的戕害等苦难生活的记忆倾泄出来。

  这段日子,人们不断地检讨,然后释放,把过去埋在心里的不满、痛苦、愤懑都发泄出来。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解冻时期”。其实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前苏联也有一些“解冻文学”。而中国这个时候的“解冻文学”就叫“伤痕文学”。

  光有伤痕和解冻还不够,我们还要找到方向。于是在学校墙壁的公示栏里出现了很多从北京传来的诗歌,而且作品不断地更换。北京的知青同学经常聚在一起写诗、朗诵,也举办活动传播他们的作品。那时候,我知道了北岛,知道了《回答》,也被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触动,潜意识里想把旧时代钉在悲剧和耻辱上面。

  这期间,星星画派和一些艺术家也开始觉醒,在学校的墙壁上我看到王广义、方力钧等画家的作品,这些都让我们思考,过去的时代到底把我们钉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 20 多岁的心灵就埋下了这样的思考,也让我认识到开启新时代的必要。

  春天里,市面上也变得自由起来,人们偷偷在宿舍里看起之前的“”,公开讨论着青春的问题。当时大家传递着一本《青春心理学》,每天晚上在宿舍轮流读,里面还有性的话题。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完全不敢想象,我感觉一切从冬天变成了春天,温暖重新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我的内心也散发出更多活力。

  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学校里的同学们变得活跃起来,积极思考,随之出现了一批一批的小团体。中文系就办了文学刊物《希望》,毕竟我们不能停留在伤痕当中,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追求希望,我们希望什么,想要去哪儿,想看见什么,想和什么人交往,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这一切都凝聚在希望里。

  《希望》在校园里流传很广,极大地激励了我,一些很出色的同学,他们当时的表现至今都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希望》的确让我们感觉到要从伤痕和解冻中走出来,让我们觉得今天应该是有希望的今天。当时我所在的经济系也印刻了一本小杂志,叫做《经济初学》。更重要的是,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很多大学的经济系,都开始通过这种传统油印的刊物交流起关于经济发展的想法。

  大学的日子很快在检讨过去、徘徊今天、追求希望中结束了。那是 1982 年,知识青年回城让城市的就业压力非常大。针对这个问题,我开始用从经济学中学到的点滴,用非传统的方法寻求解决方案,这个研究也是我当时的毕业论文。

  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相继安排在政府里的经济、党政等各种部门,我则考上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那时中央党校是非常神圣的理论殿堂,于是我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在这段让我感觉稳定的学习和工作的日子里, 突然间又出现了一种强劲的改革声音。农村改革的呼声高潮过后,1984 年起开始谈城市改革,1987 年又谈政治体制改革。我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兴奋,不安分于平淡地在书斋里看书、研究和思考,更希望与现实中的变化有所联系,所以一毕业就主动要求带职下放,到最底层的生活当中去体验。于是我到了武汉搪瓷工厂做党办的副主任,之后又进武汉市经委,在综合处任副处长。

  从工厂到经委,我每天都体会着工厂的细微变化,同时坚持观察、记录每个细节。比如在工厂里到底是书记说了算还是厂长说了算。工厂书记是一个风风火火的老干部,她见我读书看报,每次讨论事情时总是跟我说:“不读书,不看报,照样作报告。”我发现那就是她一生的工作方式,每次报告只要念几个经典的教条,就可以永远当好这个书记。我当时不以为然。可是她太会讲了,每次让我讲三四条记下后她就可以做报告。但是我当时依然认为,痰盂、搪瓷盆这些产品不是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而厂长就是这样一个实干型的技术干部,大学毕业以后来到这里。我还记得他总跟我讲,“事儿(产品)要做实做透,要学会算账。”

  在这种纠结当中,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开始研究改革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很凑巧,当时又有一批青年理论研究者出现,有武汉的“青年论坛”,也有北京的中青年改革研究、体改所、发改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我自然很积极地去跟这些先进分子联系,参加他们的活动,内心的激情一如现在创业者。

  在这种激情澎湃的思考中,我如饥似渴地捧读《走向未来》丛书,原来世界这么大,原来罗马俱乐部在研究未来, 还有“增长的极限”等等这样的新词。我一下子顿悟,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思考背景。我很受感染,开始积极地给杂志投稿,同时在中青年论坛等论坛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思想解放的那个时期,也有各种经济改革的会议。比如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上出现了“价格双轨制”的意见,这对经济改革有很大的影响。在1989年4月京丰宾馆的一次会议上,我也不满足于只是一个旁听者,最后成为了组委会的副主任,这之后还当上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宣传部长。就这样,我从学习研究,参与到改革研究的活动中。后来又开始参与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迟福林、李永春几个同学一起编撰一整套政治体制改革的丛书。

  那时候我的一位领导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要求,“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同时完成“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身份转化。我一下明白原来这就是我未来的人生。照这一要求我不能仅仅是一个书生,也不仅仅是理论的后备人员,而应该真正参与到社会的改革当中。从此我逐渐走到了宽广的社会中来了。

  在那段激情岁月里,我就这样被改革推动着,改革的潮流也把我从一个研究者,“改革”成了一个在现实中不断探讨答案、试图推动变革并身体力行的年轻人。

  “被改革”以后,我变得更有激情,似乎面前的方向更清晰,道路也更加宽广。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麻烦也更多了,终于有那么一天,我被“改”到不得不搭上往前疾驶的列车,甩到一个空阔的荒地上,坠落到一个新的海洋里,这个海洋就是市场经济。我要做的事情也更直接,创办企业,为自己谋生,并且努力不被淹死。我们还要在新的海洋里造一条船,继续与陆地上的改革一起被改革、被推动、被前进、被追求希望。

  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我一度陷入恍惚、迷茫,停在原地四处张望。可是要生存,要等待下一个时机,我没有选择地去了一家民营企业讨饭吃。心神落定之后,我又琢磨起自己的发展和前程,想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在这期间,原来在体制内研究改革的伙伴先后出来,要么跟我一样在民营企业打工,要么自己做个小买卖勉强维持生计,也有几人投奔到我所在的民营企业。在来之前,他们也尝试过好几个事情。最后,我们决定共同办一家万通事务代理所,帮别人解决事情,有点像王朔小说《顽主》中的“三T公司”(T就是替)。这也是万通的由来,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办。后来,我和王功权、王启富、刘军一起商量,写了章程,拿去注册。遗憾的是,代理事务所没有注册下来。

  再后来,在磕磕碰碰中,我们找到了唯一一件能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就是做生意,而且是脱离原来的公司自己做。1991 年,我和刘军、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六个人先后聚到一起,创办了我们自己的公司: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简称“农高投”,这时,我们的平均年龄不到 26 岁,就想有一个像桃园三结义一样的仪式,让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把事业做好的信念。有人提议说写个承诺,还有人提了一个土招数,说喝酒或者杀鸡喝鸡血,盟誓表明决心。后来我觉得喝酒有点老套,毕竟不是在古代,我们也不是没有文化的土匪草莽,最后没有采纳这个方法。大家就在心里发了一个誓,把公司作为我们信念的载体,必须一直在一起。我们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做生意初期,我们没有自己的资本金,一切都靠借款。我们发动所有人出去借钱,从3万、5万、7万、10万、15万、20万、一直借到500万、1800万元,直到做完第一个项目才开始赚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了解到,办一个公司,人、钱、项目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发誓,要像起初聚在一起一样,一定要把这份事业做好。于是我们把公司的创立日,每年9月13日确定为“反省日”。从那时候到现在将近30年的时间,我们每年都在反省。

  第一个“反省日”是1992 年的9月13日,我们六个人和所有的员工一起开了两天会,讨论了当时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并记录下来。后来由我和功权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通过反省,我们更加明确了在一起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也让我们能够理性地处理商业活动。我们还把自己的企业文化、使命、价值观浓缩成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后来又浓缩成四个字:“守正出奇”。

  尽管我们在主观上很努力地发展万通公司的事业,但仍然有很多缺失和迷茫的地方,比如我们不清楚六个人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江湖关系,还是一种金钱关系。迷茫的时候,我们经常拿历史故事互相说服,再建立我们的合作模式,比如三国、水浒、太平天国,电影《上海滩》的故事等等。这种方式的确有效,但很辛苦。

  1993 年,我的好朋友杨小凯从澳洲回来。那时,他在大陆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非常诚恳地问我,“听说你们在做公司,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做的?”我一五一十地跟他讲了讲。他说:“这很奇怪,中国都没有《公司法》,怎么做公司呢?你的公司虽然叫公司,但你们几个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时怎么签的合同呢?”我说:“我不懂。”他说:“澳洲有《公司法》,公司里面会有章程说明股东、董事会、经理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分配,如何审计,也有规则说明如何雇人,如何申请破产等等。做公司都是有一套章法的,你们什么都没有,公司怎么办呢?”我说:“我是真的不知道,现在确实也没有。”

  在 1993 年以前创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小凯说的这种环境下开始的,就像水浒一样,以很江湖的方式进入。

  在小凯走后不久,国家体改委先是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试行条例》,接着又有了《股份有限公司试行条例》,再之后才真正有了《公司法》。小凯说过“有了《公司法》之后,一切就知道怎么弄了”,于是我如饥似渴地研究了《公司法》,逐渐把我们的江湖组织向公司靠拢。

  简单地说,就是把朋友、哥们变成股东关系,大哥变成董事长,内部的成员不是江湖上的马仔,而是员工。我也弄清了董事会应该如何表决,如何写决议。

  如果把市场经济比作奥运会的赛场,要想达到奥运会的比赛要求,就必须得设定一套赛场的管理规则。有了这套规则,我们才能从草莽的业余选手逐渐变成职业选手,这个职业选手就叫企业家。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二十五年,我和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都经历了从业余变成职业的过程。

  随后进入到现代公司治理阶段,我们这些职业运动员(企业家),不仅可以在国内赛场上比赛,而且可以成为全球竞技场中的选手。正因为有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我们才看到在亚信上市之后,一批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且在全球市场上博弈和竞争,比如现在的BAT(B=百度、A=阿里巴巴、T=腾讯)和一大批新型创业公司,从而有了让人震惊又不得不钦佩的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以及在高速成长以后带来的企业竞争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下海”,就是从机关、学校、部队等体制内系统转到体制外做生意。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们这些下海的人恐怕就会淹没在大海里,成为传统的草莽英雄,在江湖中打打杀杀之后,归于尘土,烟消云散。

  这二十五年,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把我们和公有经济的关系,从一个纠结的关系变成了顺畅的关系。在《公司法》颁布前的那段时间,应该说是最纠结的一段关系,民营企业和公有经济的关系非常对立。很多人认为私有经济的出现,一定会导致公有经济瓦解,从而导致基本制度的倾覆。虽然现在还有人这样认为,但大多数人逐渐被民营经济发展的事实教育和影响,普遍认为是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关系。

  直到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召开,这种关系才被正式确立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混合经济是未来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民营经济的从业者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样的政策宣示和制度上的主张,表明了民营企业和公有企业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十八大(2012年)以来,中央二十五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在保护产权的基本法律制度方面,更加强调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不仅是交叉的关系,更应该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平行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国有经济为主;在民生经济和科技创新领域,民营企业为主。

  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努力,民营经济和公有经济的关系终于被厘定清楚,由初期的对立、替代关系,经历了交叉关系,现在终于被确立成平行关系,也就是大家在各自领域发挥各自优势。今年两会上,统战部的负责人对民营经济有一个明确的肯定,这个肯定是“四五六七八九”:民营经济用40%的资源,创造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80%的就业岗位以及90%的新增就业岗位。

  这样一种准确的描述,表明了经过改革,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特别好的发展时机,而一旦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和赛场规则,就会有一大批职业选手(企业家)快速成长。我相信,一大批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加上前面讲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一定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上非常成功,也是未来取得持续成功的重要基础。 (未完待续)

  本文为曾任万通董事长的冯仑给收藏家秦风即将出版的新书《40年后再回首——斋藤康一中国摄影作品精选》所作的序言《1978 - 2018:一个人的被改革史》第一二部分,原载“冯仑风马牛”公号,经作者及该公号授权,由本报作为纸媒独家发布,刊发时文字略有调整。

关于本文
  • 属于分类:诗歌
  • 本文标签:回四十年同学情诗歌
  • 文章来源:未知
  • 文章编辑:mg电子游艺
  • 流行热度:人围观
  • 发布日期:2018年09月09日
随机推荐
各种回音